“首都圈”是近几年比较热的一个词，很多人都以为它是一个现代的新创概念。但在近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开幕的“燕赵乘春复此行——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展”上，人们通过一件件历史文物发现，“首都圈”自古就有它天然的肌理。
自古地域一体的燕赵大地
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经过复杂又奇妙的海陆更变，大约250万年前，燕山、太行山到达了今天的高度，湖盆下沉形成现在的渤海。山海之间一片平坦，没有大的地理阻隔。冬季，西北的燕山、太行山仿佛一道天然屏障挡住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使这里的冬天不那么寒风刺骨；夏季，东南的海洋季风将温润的雨水带到平原，让这里有了适合人类栖居的基本条件。
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桑干河畔的泥河湾马圈沟遗址发现了一块拳头大小的肉色石块，身上带有打击点、片疤等人类加工的痕迹，它有个专业术语叫“石核”，是自然石料被古人类剥取、利用后剩下的部分。蜿蜒的桑干河为永定河的上游，它与永定河连成一线，成为海河水系的重要支流，直到今天，还在哺育着京津冀三地。经专家考证，这个遗址为200万年前古人类活动遗址，是中国已知最早的人类起源地。它昭示着燕赵大地作为东方文明重要发祥地的历史地位。
距今约200万年的河北省张家口泥河湾遗址。
从泥河湾遗址出土的“石核”，已经带有古人类加工痕迹。（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距今2.5万年至1万年的末次冰盛期，燕山、太行山山前形成洪积扇平原，从东北到西南，在今天的唐山-北京-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一线，形成了土质肥沃适于生产生活的山前走廊。1万年至5000年前的京津冀地区文明遗址，多分布在这条线附近。
距今约1.1万年至9000年，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的东胡林遗址，人们发现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粟；在河北省南部，距太行山东麓9公里的邯郸武安市的磁山村发现了北方新石器时代代表性遗存，除出土石器、骨器、陶器之外，还出土了大量粮食窖藏；冀东燕山南麓，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孟各庄出土的石斧、直壁陶盂与磁山文化的器形接近；保定易县北福地出土的直腹盆亦有磁山文化特征……这些遗址、遗存大致勾勒出远古太行山、燕山山前平原一线地域一体、文化一脉的天然属性。
5500年前，华北海岸线延伸到河北省东部的沧州-天津-曹妃甸-乐亭一线。距今3000年前，海岸线后退，形成了今天华北大平原多样的地貌景观：山脉如镰、河流如扇、平原如毯、海洋如盘。
人类在这里聚居，部落演变为村镇、都邑，有了国家、政权和行政区域。曾经孕育了早期文明的太行山、燕山山前平原的山前走廊，又成为串联起重要历史古城的交通要道。现代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将其称为太行山东麓大道和燕山南麓大道。太行山东麓大道南起河南安阳，北至北京，串联起燕赵大地南部和西部著名的邺城、邯郸、邢台、灵寿故城、易县燕下都、房山琉璃河燕都等重要历史古城。文明走廊自北京东折，无终国（今天津蓟州区）、孤竹国（今河北省滦州市、卢龙县一带）等受燕文化影响的北部古国和文化遗址沿燕山南麓连接成线，与东北地区相接。作为两条古道转折点的北京，很自然地拥有了区域中心的城市地位。
战国时形成环北京城市体系
今北京及周边地区在商周时期生活着黄帝的后裔。公元前1046年，他们被周武王褒封于蓟。据考古人员考察，蓟的都城位于现在北京莲花池东南的广安门一带，这被认为是北京建都的起始点。
周武王推翻商朝后，还封其弟召公奭（音shì）于燕，但奭为了辅佐周武王，并没有去封地，而是派他的儿子克前去就封，克就成了第一代燕侯。首都博物馆馆藏的一件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出土的青铜礼器——堇鼎，是北京地区考古发现中最大、最重的一件青铜礼器。堇鼎内铸有26字铭文，记载了叫“堇”的这个人奉燕侯克之命去宗周（镐京，现在的陕西西安）向召公奉献食物，受到召公赏赐，用赏钱打造了这个鼎的过程。堇鼎的出土，证实了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一带是当年燕国最早的国都。另外，在天津市、河北省出土的一些同时期青铜器在器形、纹饰上都带着燕国气质，说明燕国建立后，为周边地区带来了新的文化。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出土的堇鼎。（首都博物馆藏）
公元前657年，吞并了蓟国的燕国迁都蓟城，蓟城逐渐成为当时北方的中心城市。后燕昭王建燕下都于武阳城（今河北省易县东南），与上都蓟城、中都（现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一起形成了燕国三都的格局。同时，燕昭王还在蓟城北方设立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承担军事防御与行政管理的职能。三都与北方五郡的建立与兴起，让燕国以蓟城为中心，成为地跨京津冀的城市群。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蓟城从一方诸侯国都变为统一国家的北方军事重镇，加之秦拆除了原燕国为防御而修建的南长城，使燕赵大地连为一体。之后，蓟城与周围的城市关系从燕国时代松散多边的城市布局变为围绕蓟城的紧密城市体系，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西汉末期。隋大业四年，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凿大运河，永济渠连至涿郡（北京），将京津冀地区与黄河、淮河、长江流域连通，推动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隋唐五代，蓟城东北、东南、南部和西北形成了新的城市群，人口和城市规模进一步增长。
“首都圈”在元代雏形初现
公元938年，辽代把当时称为幽州的北京定为陪都，定名“南京幽都府”。公元1153年，金海陵王迁都燕京（今北京），改燕京为中都，定名“中都大兴府”。同时，金朝在中都附近特设中都路（路为宋元时代行政区域名，相当于明清的省、府的范围），管辖大兴府、通州、蓟州、顺州、涿州。辽南京和金中都在北京建立，拉开了北京地区作为都城的序幕，北京地区由北方军事重镇跃升为一代王朝都城，北京的中心作用加强，其他城市开始向辅助都城的功能发展。
金代《中都图（局部）》,《中都图》是现存最早的京城图。
北京成为都城后，大运河的漕运更加繁忙，粮食、丝绸、木材等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大运河运到北京。其中有一种“物资”今天还能看到，那就是北海公园琼华岛上的艮岳石。当年，宋徽宗在开封的东北角建了一座新的皇家园林。在八卦中，艮位代表东北方向，又代表山岳，因而这个园子取名艮岳园，园中从全国各地运来的奇石被称为艮岳石。金灭宋定都北京后，在现在北海公园琼华岛的位置修建太宁宫，金世宗命人将开封的艮岳石经大运河运往琼华岛。现在，这些艮岳石成为见证大运河在金代运输功能的实物。
沧州和天津都是伴着大运河发展起来的。金在燕京的建都使沧州成为近畿之地。濒海的海丰镇（今沧州黄骅市东25公里）成为北方重要的商品出海港口，当时全国重要的窑口所出瓷器在这里都有发现，如南运河东光码头发现的金代沉船遗址，出土了大量磁州窑瓷器。公元1214年，金在三岔河口（今天津）设直沽寨，天津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公元1272年，元大都的建立使北京地区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国家都城的城市功能，决定了北京地区需要地理范围更广阔的畿辅地区为都城提供经济支持和军事拱卫。
自元代始，在全国施行行省制，由中央政府直辖。元代中书省直管京畿地区，形成了中央直辖京畿的管理格局，为明清两代直隶和顺天府的管辖奠定了基础。天津作为元大都（北京）的拱卫之城，作用更加重要，公元1316年，改直沽寨为海津镇。公元1368年明军攻陷大都，改大都为北平府。公元1404年（明永乐二年），天津正式筑城设卫，称“天津卫”。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后以北京为京师，设顺天府。在清代，大运河延续了沟通南北的重要交通水路的作用。当年，乾隆皇帝先后六次下江南，走的都是大运河的水路。乾隆皇帝南巡中，特别喜欢苏州的“千尺雪”瀑布，回銮后按其瀑布流觞、珍珠泉水的景致分别在热河、蓟县盘山、北京西苑三处地方营造了“千尺雪”，各处千尺雪彼此观照、遥相呼应。巧合的是，这三处千尺雪现在正好分属京津冀各地，成为现代京津冀旅游中的趣景。这其中，乾隆最爱热河（今承德）避暑山庄的千尺雪。当年，乾隆在办理公事之余，常在千尺雪前读书、品茗、观瀑，曾赞这里为“神仙境”。
近代京津冀城市群的形成
清末，清政府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旗号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新式军事工业，训练新军，兴办矿产、铁路、纺织等民族工业，开设新式学校。京津冀作为畿辅之地，成为洋务运动在北方的中心。以近代工商业城市分工为结构的城市关系随之逐步形成。其中，铁路的建设成为带动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引擎。
1878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委派唐廷枢创办中国第一座机械采煤矿——开平矿务局；1881年，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唐胥铁路建成，中国第一座铁路工厂——胥各庄修车厂（今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成立，生产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中国火箭号（龙号）。这个过程看起来非常迅速，但让火车在中国跑起来并不顺利。举个小例子，唐胥铁路通车不久后曾经停运过一段时间，原因是有人告状火车响声太大，于是清政府以“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为理由，反对使用机车。导致开平矿务局不得不将火车头卸下，改用骡马来拉火车，“马拉火车”成为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一个特殊见证。
1881年，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中国火箭号（龙号）问世，成为金代京津冀地区工业发展的标志。（Peter Crush摄，出自新华出版社《关内外铁路》）
尽管道路曲折，但历史的脚步并未停歇。铁路时代的到来，对近代化过程以及城市地位的影响非常大。
在近代化过程中，城市分工促进了京津冀区域天津、唐山（含秦皇岛）、张家口、承德等城市的兴起，以近代工业为基础的城市分工形成。另外，从1928年6月河北省设立到迁省会至石家庄的几十年间，河北省省会一直在保定、天津、北京三地之间频繁迁徙。这个特殊现象反映了京津冀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割不断的紧密联系。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在接收旧政权，从战时需要向和平建设发展的过程中，以首都为核心的当代城市布局在探索中形成。撤销察哈尔、热河两省，张家口、承德划归河北，强化了首都周边城市的功能布局，提升了对首都的拱卫与供给能力。天津作为北方第一大工业城市和重要港口城市，在河北省省辖市、中央直辖市之间的变更，也反映了其作为北京经济辅助城市对首都功能的保障。
北京曾8年间5次外扩。在城市行政区域的变更中，影响比较大的变化发生在1958年。当年，曾经属于河北省的通州市（县级市、今通州城区）、通县（驻张家湾）、顺义县、大兴县、良乡县、房山县、怀柔县、密云县、平谷县、延庆县划归北京市，形成了新的北京市版图并一直延续至今。那时天津市为河北省省辖市，河北省人民委员会驻天津，以天津为省会。之后，随着天津成为直辖市，河北环绕京津，河北省廊坊市管理通州东“北三县”的京津冀行政区划确定。
与之前不同的是，新中国的首都与周边城市的关系并非单纯的周边城市拱卫首都、辅助首都，而是京津冀三地从大局利益出发，成为相互支援的兄弟城市。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首都各界迅速开展支援唐山抗震救灾的工作；河北人民牺牲局部利益解天津缺水之困，都是体现新社会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关系的典型事例。
20世纪80年代后，从国务院提出进行京津唐国土规划开始，到2001年10月中国第一次审定大规模区域规划“大北京规划”——“京津冀北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再到2011年，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被写入“十二五”规划，京津冀三地和国家机关在政策研究和跨区域协作发展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
2014年2月，为发挥北京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10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等一项项重要规划相继出台，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等建设中的一个个重大工程稳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一步步向纵深推进。
京津冀区域空间格局示意图
从“燕赵乘春复此行——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展”中，我们可以洞悉京津冀三地在漫长历史岁月中的演变。每向前一步都历经时间的沉淀，今天的京津冀正在朝着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阔步前进。据“燕赵乘春复此行——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展”策展人、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筹备处副主任张杰介绍，这个展览将持续到今年年底，观众要了解更多首都圈的历史故事，可以到现场慢慢品读。
供图：新华社、IC photo
记者：李海霞